人类，选择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身处的这片土地？理想的图景或许是“诗意地栖居”，现实的窘境，却是大成问题。有报道援引国土资源部数据称，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％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，而素以肥沃著称的东北黑土地也正急剧减少，或将消失。此种令人扼腕的“大地之殇”，其背后是土壤污染防治不足、环境监管乏力等治理困境。
近些年来，环境问题已当仁不让地成为整个社会再无法回避的焦虑点，频发的个案让人们的注意力频频聚焦于空气、水，现在则轮到了土地。需要明确的是，土地污染问题，绝非一城一地的偶然，而是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共同困局。有环保部研究员透露，华南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镉、砷、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，长三角有的城市连片的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，致使10％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，成为“毒土”。残酷事实在不停证明着，“给子孙留下环境欠账”说法的盲目乐观，环境负债的追偿期，越来越锁定于当代人的寿限。
与“粮食种在毒土上”相映却难成趣的，还有“住在毒土上”。据《财经》杂志报道，随着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，为数众多曾从事生产、贮存、堆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所谓“毒地”，在未经治理的情况下被“正常使用”、成为城市建筑用地，各地均不乏毒地“标王”，而入住居民多对所住社区的用地历史数据缺乏了解。此类“毒土”的毒性释放时间，多则可达上百年。此前南都社论曾持续关注的广州保障房项目“南方钢厂地块”，便是一例重金属污染的“毒泥地块”。
人们对稍显宏大的环境危机，长期有认识、却乏行动，但以目前的个案爆发频率观之，已经没有人可以幻想置身环境危局之外。究竟何以自处，除了事涉最直接、具体的个体遭遇，人们所能直接参与改变的，仅剩余个人生产、生活习惯改变这一微量层面。土壤污染的原因，源自人类活动，但此处对“人类活动”的定义，显然更多指向宏观意义的治理。
有观点认为耕地毒化是“GDP至上的恶果”，“宁愿毒死，也要GDP”的畸形产业（甚至城市）发展模式，所谓“先污染，后治理”的论调，在各地仍大行其道。在被异化的发展观之下，政府决策的短视看似不可理解，却又有极为现实的考量———因为短期经济增速，意味着在有限任期内、显而易见的官员政绩。至于环境污染，则是“我走后，哪怕洪水滔天”。近年政府工作报告里，逐渐淡化各类GDP数据，或可从中看到改观的迹象，但于此传导至实际操作层面的时间周期，跟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相较，显然还有距离。
局面危急存亡，却并非完全无能为力。土地污染治理的破局，与水、空气等人类基本生活资源的自救，系属同题，实无法独力突围。“毒地”严峻局面的扭转，首先有赖治理责任的明晰、重拾和强调，现有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的恶果，绝大部分源于多年来短视的引资和投资决策，不停有污染项目曝出事故，却又不停有新的污染项目被通过论证、被顺利引进、上马竣工。决策视最起码的同类教训汲取为难题，公众对决策的反思与参与诉求屡屡被忽略、被搪塞甚至被敌对，局面何以扭转，主动权显然不在公众一方。
各类环评事件中的公民境遇，必须要改观，这是毒土不再增加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而对其起码的诉求便是“把环评真当回事”。有关部门将环评视为走过场，最极端的表现便是大量“未批先建”的横行，环评程序流为“补手续”，使得“只要开工，便不可能不批准”异化为行业规则。在环境项目的决策流程中，公众的焦虑虽有表达，却难以真正影响决策，无法决定议题设置，先天不足的公共话题无奈存在，“建与不建”的关键讨论被认为没得商量，直接抛出“在哪建”的选择，其最大的恶果便在于让脆弱的环境生态屡屡陪绑。
毒土的后期治理，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，其前提在于对目前国家“毒土”数量的大规模摸底排查。2006年到2010年，环保部费时五年耗资10亿元进行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大规模调查，但此次调查数据，环保部讳莫如深，至今未对外公布。基于信息公开的起码公民诉求，能不能治理是一个层面，但满足知情却已然相当迫切。环境关天，将注定是一场人人需要投身其中的自救之役，但最需要强调与重申的，则依然是决策者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意识：已然退无可退，必须背水一战。